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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咏居士

 
 
 

日志

 
 
关于我

戴和义,笔名:乐咏,号:逸趣堂。湖南浏阳人,1963年,湘潭市政协办公室副调研员,经科委办公室主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市诗协理事,书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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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哉,中国!(待修改)  

2011-03-08 08:49:25|  分类: 理论园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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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哉,中国!
乐咏居士
  在与朋友聊天时,常会听到“中国人素质太差!”的感叹,对此,我会忍不住生出要问一句“你是哪国人?”的冲动。说心里话,我十分鄙视这种以贬低他人从而抬高自己身价的说辞。因为,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你不懂得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你就没有资格对中国人说三道四;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你便更不该如此妄评自己的同胞。
  是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突然间拉近了许多,在国人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差异,我们也许在言谈举止、行为方式甚或理性处事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绝非判定谁是谁非的依据。
  文化交流的真谛在于相互借鉴,决不是蓄意地指责与改变!
  所以,很多问题其实并不关国人的素质,它不过是一种文化在某一特定群体中的实际体现。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陋习,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问题,这种一味拿中国人说事的做法其实是不公平的。当然,作为进步与文明的标志,我们既要敢于承认问题,更要敢于改变这些陋习,这就有赖于我们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相互学习与借鉴。
一、狭隘的家庭与广阔的社会 
  中国人有时候显得十分的狭隘与偏颇,这与中国是一个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族社会不无关系。自古以来,中国每一家族都有自己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家族档案(家谱),无可否认,这些档案在某些领域如现代考古工程等发挥了甚至仍在发挥着独特和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社会模式也存在它严重的不足,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很大程度上缺乏社会诚信与责任感。
  2006年,湖南电视台组织了一场名叫“全明星音雄会”的赈灾义演,这本应是一件甚得民心的好事。演艺界许多大腕明星都坐着飞机赶着火车不远千里赶至演出会场,但令人遗憾的是,每当演出进入关键的捐赠议程时,这些所谓的明星们却都抠馊馊地只向会场捐赠了一些他们曾经用过了的诸如围巾、帽子、手套之类的小饰品。
  无独有偶,十多年前媒体曾披露过广州街头一起上百人围观三歹徒轮暴孕妇的事,光天化日之下,这一丑陋的暴行竟在国际大都市的街头上演,实属罕见和匪夷所思!
  诚然,我们无权谴责这些明星甚至湖南电视台的作秀行为,我们更不齿于讨论暴行背后的人与事,尤其对于明星,他的社会地位除了业内炒作外,多来源于社会受众,是这种地位的变迁抬高了其作为公众人物参加一切社会活动的身价。如果国人能理性、客观一点看待的话,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无论是谁,努力工作干好自己的事业本就是他的责任,演艺圈也不例外,既然他选择了这个行业。从这一点看,一个出色的演职人员与劳模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只因为公众的认知度不一样,才使得他身价倍增,当这个社会需要利用他的公众形象来进行舆论造势之时,他却萎缩成一条旧围巾、一顶旧帽子或一幅旧手套的价值,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诚信度与社会责任感。
  由于家庭血缘关系的钮带作用,有些人更多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家庭和亲属的福祉,却很少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大家庭,他们对他人的遭遇和苦难视而不见,完全忽视了其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上述例子而言,尽管他们也会对歹徒的兽行嗤之以鼻,甚至以此教育自己的后代要恪守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但他们却完全忽视了正是由于他们的懦弱和漠视纵容了歹徒们任意妄为的暴行的事实。
  长期圈养的动物难于适应野外生存环境是因为圈养的优越条件与野外之恶劣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人也是一样,长期的生活环境让人产生安全感和依赖性。尽管每一个中国人都同样拥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朋友,但相比之下,这种小圈子的密切程度却比血缘关系显得脆弱得多,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不重视朋友与友谊,因为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与其所传承的文化密不可分,家族亲缘文化无疑对这个社会群族的和谐相处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作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利益攸关时,掂量亲疏关系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问题是这种思维方式与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公民守法行为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他需要维护其家族与家庭的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再和谐的家庭也不可能游离于它生活的社会之外。这就引发了一对矛盾,当矛盾爆发时,这就需要解决问题的人必须具有足够的公正立场与智慧。实际上,安定的社会环境才是家庭安全的保障,而这种社会环境的培养又需要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否则的话,说不定哪一天,那个街头被施暴者就是你的某一位至亲。
二、悠久的文化与失败的教改
  中国有着传承了五千年的古老文化,两千年前,一个叫孔子的人开始致力于其儒家文化的授业传徒,于是,他开启了中国的专业教育之门。
  大约隋唐时期始,教育与政治联姻,开始为政界输送德才兼备之才,也正是从这时起,教育开始走向媚俗。
  中国文人多推崇儒家文化,它以教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入世观为目标,与道家出世文化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在很多人看来,受教育不单是为了掌握“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本领,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主要是寻求一条出人头地的途径,所以旧中国很多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在为了科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
  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说,城乡差别简值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笔者因为生于农村,对于农村的悲苦生活仍记忆犹新,为了摆脱那种贫困与辛苦的劳作,认真读书便成了我年轻时生活的全部,记得高考前,老师是这样鼓励我们的:“穿皮鞋或打赤脚,在此一举!”这在当时是多富天才才思的广告用语呀!
  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培养的是大量仅仅通晓考试但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这种高分低能者对社会其实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不知道社会才是教育本该服务的对象,结果,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群被知识绑架的社会投机分子,而知识,恰好沦为他们向社会索取生活所需的廉价工具,这就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所在。
  “李纲事件”暴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光鲜外衣下包裹着的脆弱心理,说得具体点,李一帆们不过是一具懂得读书的考试机器,这样的学生,就算是北大清华毕业对这个社会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的教育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的教改,除了教育形式的改变外,似乎并没有触及教育的灵魂。
  2008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达标建设”,为此,很多学校不惜举债大兴土木,表面上,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好了,但接踵而来的是由于生员缺乏加上负债累累而关门大吉。如此折腾一年还不算,2009年,同样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又掀起一场“合格学校建设”运动。笔者不禁要问,不知这“达标学校”是否合格,“合格学校”又能否达标?如此重复建设,除了大量地耗费国家的财力物力,对于提高教育质量还有何实质性进益?
  可悲的是,在我国,目前这种以项目为借口向国家财政套现的作法比比皆是,其原因无非是部门利益作祟,因为财政在一步步下拔的同时,各级都有扣留,这已是惯例。问题是,当国资分配失衡时,除了滋生腐败外便是导致地区与部门间发展不平衡的直接原因,这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的最大威胁。
  教育体系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改革丰碑上的耻辱!
  由于根深蒂固的科考文化根源,国人无法从应试教育的模式中拔出身来,对很多人来说,受教育不过是取得显赫身份与地位的门票,待事业有成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并非回报社会而是他的家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经历过戏剧性的历史变化,上世纪中期,由于一些特定的历史原因,他们曾是臭名昭著的臭老九,改革开放后,各领域对于知识人才的渴求又使得他们倍受尊重,短短半个世纪,这种身份的大起大落一方面让知识分子无所适从甚至翘起了尾巴,另一方面,国人从对知识的尊重变成了对专门以知识获取相对他人更多的资源与报酬的人的尊重,而并不因为他们曾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或做了多少。
  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关键在于改变国人的教育观念。
三、遥远的民主与投机的政治
  中国人总有一种攀比情结,好象什么东西都是人家的好,尤其当说起西方民主时,更恨不能要将中国从地球的东方硬搬到西方就好,仿佛这样中国就能成为一方民主政治的净土。
  很多人并不知,民主其实并非西方的专利,溯其源,古老的中国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摇篮。
  那是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居住在我国黄河流域的各中原部落为了改善各自的生存环境而相互拼杀,轩辕氏黄帝取得最终胜利,他大力发展生产,广施德政,为各部落所尊崇,遂立为共主。黄帝之后,各部落按德才表现推举首领,甚至实行首领禅位制,以至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盛世时代——尧舜盛世。
  相较于西方的竞选政治,中国古代民主无疑应成为现代民主的鼻祖,从民主形式上说,它也更少了现代民主竞选中腐朽的铜臭味。
  很多人其实并不知,国人之向往民主,很大程度只是缘于西方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已,若不然,谁又谈起过我们的近邻印度的民主呢?没有。原因就在于印度比中国还穷,尽管印度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国家。有的人甚至根本就不曾记得我们还有这样一个被称之为“亚洲大象”又曾经给我们严重伤害过的近邻。
  盲目地崇拜所谓的民主实际上造成政治混乱,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尝试着推行民主,然而,在用人制度、政务公开等方面却总是晦莫如深或不痛不痒地走走形式,政治上的不透明已成为政治腐败的前导因素。诚如中国的公车改革一样,二十多年来,总是只闻雷声不见雨点,政府什么时候真正公开过公车开支帐目?就算有些地方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既得利益不受影响”的窠臼。
  中国的用人制度更是一团糟,裙带关系、权钱交易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清明形象。2010年,据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全球腐败监督机构“透明国际”公布的中国政府清廉指数分析,该年度,中国政府的“清廉度”指数为3.5,在178个国家中排名第78位。从排位上看,中国似乎并算不上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从指标系数看,相较于10分的满分却又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
  中国的用人制度并没有完全归还老百姓自己决定领导人选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很多官员“向上看”的媚权心态,因为掌握其政治前途及命运的压力来源于上级,他自然无暇也不必顾及普通百姓的呼声。这就是当前政坛出现的一种奇怪的政治投机游戏:一方面,唯领导马首是瞻者拉关系送人情乐此不疲,一方面,领导者立山头受贿赂眉开眼笑。
  于是,中国的反腐斗争变得日益复杂,诸如厦门远华案、郴州卖官案等等,挖出来的贪腐官员都是一窝窝。
  当然,腐败其实非中国所独有,再民主的国家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扼制腐败的方法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与对于权力的监督外,民主制度的建立同样给贪官们莫大的威慑力。
  政体与国体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为政者怎么行政!
  曾经拥有原始民主的古老文明国度呼唤民主的再度降临,让我们唾弃腐朽的贪婪本性,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吧!
四、乏力的宣传与缺失的信仰
  中国是个无神论的国度,多数人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所以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中国的无神论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的春秋时期,儒家学说便是当时无神论的代表,但严格地说,儒家学说只是无神论中之“不可知论”分支,这一点,它与西方唯物主义哲学之强无神论者是有区别的。
  有无宗教信仰关乎个人本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对于团队,由于其精神领域缺乏凝聚力和约束力,在面临困境或意见相佐时,这样的团队便极度地缺乏合作性,所以台湾的柏杨先生在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称“三个中国人是一头猪”,这是对中国人团队精神的直接批判。
  事实其实也正如柏杨先生所言,中国人是最具内讧精神的。相信很多人还记得始于去年9月份的腾讯QQ与360之争。暂且别开其“偷窥用户隐私”行为是否真的存在,形成如此网络大战,说到底,其焦点还是“360安全卫士”与“QQ电脑管家”对于网络用户的争夺。但结果,由于其严重破坏了广大网民的上网环境,两败俱伤最终成为这场闹剧的预期。
  从另一角度看,尽管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但中国其实也是一个最善于造神的国度。从《山海经》记载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大小神灵人物总数不下数千,这一方面既体现了当时人民的精神寄托,同时它也是统治者玩弄政治游戏的一种手段。由于造神风尚由来已久,直至现在仍不曾泯灭,这使得很多中国人在信仰方面变成了一种矛盾体,一方面宣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另一方面在行为上又体现为十足的泛神论者,近年的“快男”“超女”现象如此火爆,其实正是这种造神运动的另一翻版。
  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学说从一兴起就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由于缺乏信仰,自我泛滥,使得有的人严重缺失亏欠和内疚感,他可以目睹歹徒对孕妇施暴而无动于衷,也可以面对灾难花费上千元坐飞机去参加一个晚会却只贡献少得可怜的价值几十上百元的小饰品,这种人表面上看去风风光光,但怎么也难以掩饰其人性中残忍和冷漠的特性。也可以想象,当政治成为这种人手中的玩偶时,政治将会变得怎样的尖锐而复杂!
  至此,我完全理解柏杨先生的“猪论”的精辟与由来!
  与政治不同的是,这种没有信仰的弊病同时体现于民间则是疯狂的赌搏恶习。对于某些人来说,索取与敛财是其“成功”的全部,因为总想走捷径,这种不劳而获的游戏方式在国人中大受欢迎。他们总是做着巧遇奇迹的美梦,却很少愿意付出努力,也很少会去认真思考关于生活的真正意义这样“低智”的问题,他们宁愿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耙费在赌桌上,也不愿花费哪怕是一丁点用于努力工作,他们甚至认为生活与谋生其实是一回事,根本就不懂得奉献才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造成如此结局,我们的宣传部门是有很大责任的。我们平时总说媒体是党的喉舌,是国家专政的舆论机器,在通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媒体本应作为宣传国家政策政令的急先锋,但在这场对于全民教育的运动中,他们似乎在有意地回避着什么。他们把“党的喉舌”的政治使命置之脑后,媒体机构虽然越设越多,但多是些不关痛痒甚至是有损身心健康的娱乐节目。可以想象,当这种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被部门或行业所利用时,将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媒体都视政治为畏途,我们还能指望塑造爱国的热血下一代?真不敢想象,假如说什么时候再来一次外敌入侵,将会有多少国人如五四时期一样奋起反抗呢?汉奸是否会更多?
  可悲的是,这种局面似乎已是积重难返,如癌细胞一般正在恶性地扩散与漫延。因为在我国,至今仍没有一部针对宣传机构从事其业务经营的有效和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也是媒体泛滥的原因所在。
五、失效的道德与宽泛的法律
  近年来,黑砖窑、黑心棉、地沟油等事件已足够让国人胆战心惊,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更是让人惊魂未定,日前,双汇食品又报出个瘦肉精丑闻,中国商人如此漠视他人生命与财产,不得不让人思考这个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
  道德与法律同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规范准则,所不同的是,道德是人们自觉形成的对某些行为的共同意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多数情况下,它是靠社会个体的“自律”来实现的。而法律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由国家根据道德共识标准制定的具有强制执行能力的制度性文件,属国家制度范畴,它是一切权利与义务的基础,有严格的“他律”性。道德标准因人而异,它可能根据当时环境与情事的改变而改变,而法律相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它的消亡是国家立法机关人为删除的结果,并且很多时候决定人们道德观的取向。它们构成了社会的多元价值体系,这种关系正好可以用一个实际案例加以说明:当有人落水时,或有人奋不顾身纵水相救或因不会游泳而大声呼救,此谓之有德之人,应加以褒赏;也有人因不会游泳或事不关已而偷偷溜之,此乃无德,应受道德谴责;更有因贪恋溺水者所带财物而落井下石者,这种人不单应受道德的谴责,更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由此可见,法律与道德其实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违法者定然少德,而少德者不一定违法,也就是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基于这一概念,人际交往的正确方式应是以德严于律已而以法宽于待人,但在我国,国人间的交往又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于是,当自己犯错遭人谴责时多数人会以“没犯法”加以辩解,而谴责他人时又往往会说“这人真缺德”。殊不知这样做法正是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预期相违背的。
  举一个很普遍也很浅显的例子:相较于国外,我国的马路不可谓不宽,然而,恰恰就在这最为宽阔的马路上每天上演着最为严重的赌车现象。不是我国的交通法规不完备,问题正出在国人对于道德与法律的本木倒置的认识上。因为仅仅满足于“不违法”的低要求,很多人认为只要不闯红灯、不乱停乱靠便已是守法,于是行车中见缝插针,全然不顾行车标识,更不管自己的横冲直闯将给他人带来怎样的不便,所以再宽的马路也显得很窄,赌车当然难免。
  再回到上述所说的商业犯罪行为,只因为这种本木倒置的认识观,使得这些企业主们长期游走于法律的边沿,他们其实懂得他们的行为将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只是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惜出卖尊严放弃道德,本盘算着偷偷摸摸地逃避法律的制裁,却忽视了行为本身的违法事实。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天网恢恢,最终他们还是要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
  问题是,面对严肃的法律为何这种商业犯罪仍然层出不穷呢?这一方面是法律本身的原因,有道是“乱世用重典”,如果我们每发现一家食品加工黑窝点便毫不留情地破产一家,没收其所有财产让其永无翻身之日,还会有人涉险行此大不韪之事?另一方面是法律执行过程的原因,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有意纵容和包庇犯罪,搞政绩工程,甚至有些官员与商贩沆瀣一气,从中收受贿赂,拿人手短,自然不愿也不敢大张其鼓地进行打击,所有这些,都是助长犯罪心理膨胀的直接原因。
  让我们都记住这样一个小故事:一群陆客正在香港挤着公车,一个香港小朋友却扯了扯他一旁亲人的衣襟悄悄说:“这一定是大陆崽。”如果当你正迷惑于该如何做才不失道德风尚时,请想想这位小朋友所说的让我们所有人都会面红的话。也让我们同时记住这样一个故事:一群日本小学生清晨搭乘地铁去上学,车厢里稀稀拉拉地空置着很多位子,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了地铁乘客占座的年龄,这些学生只聚精会神地看书却谁也不去占坐。如果当你正纠结于怎样才不致触犯到法律时,便请想一想这群可爱得让我们心跳的日本小学生吧!
六、跃升的经济与恶化的环境
  近年来,“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与欧美的衰势形成鲜明对比,尤其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德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于世界舞台的话语权更显得举足轻重,这是近一百多年来最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
  百多年前,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征服将中国洗劫一空,如今,我们又藉着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再从外国人那里重新获得——经济与尊严!
  但冷静地思考一下,尽管我们的发展令世界震惊,其实,这种发展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尤其是环境与资源的代价,甚至于使得我们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数据都有些羞于启齿  ……
  这种环境与资源破坏的原因仍要追溯到中国人的媚权文化。这可以从中央几次改革政策的调整看出端倪。
  因为小平同志曾提出过“GDP翻两番”的口号,曾几何时,我们很多地方的很多部门于是视GDP增长多少为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这不但使我们的经济改革蒙蔽了方向,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被动地进行了一场GDP排位大赛。由于GDP增长与政绩挂钩,政府间相互竞争,抢资金,抢项目,结果,GDP倒是上去了,但接踵而来的却是重复建设造成的严重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等。所以有人批评说“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密码就在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
  与此同时,在GDP高速增长的形式下,有人开始高唱赞歌,鼓吹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框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中央政府也对改革形势产生了误判,认为国务院体改办基本完成了使命,于是,2003年体改办寿终正寝。殊不知这改革本就是一项长期任务,它的目的是不断发展生产力而非形成某一固定运行的经济模式,所不同的只是改革措施的运用、改革方向的把握与改革的力度各有侧重。若真有个什么框架,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已搞了几百年,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情况还如此悬殊?
  照说,经济与环境并非两个截然对立的个体,我国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除上述两个原因外,与现有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
  中国企业可以分为四个等级:一是国有垄断企业。由于占有绝对的资源优势,这种企业既可无情地打压竞争对手,又可利用其独有的垄断行业优势对国人盘剥,从而达到其做大做强的目的;二是国有大型央企。具有体制内法人的所有优势,也是四处插手与渔利;三是集体企业。生存空间严重受制,正逐渐走向消亡。四是个体企业。这是一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生力军,尽管它们在上述企业的夹缝中生存,也许是其“私有”性质的劣势彻底激发了企业主们的智慧与潜力,目前这种企业正呈蓬勃发展趋势。
  依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乃上层建筑,在政治改革不完备的情况下,经济基础必然受到上层建筑的制约。相信很多人还记得我们曾多次提到过的“抓大放小”,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为我们的企业提供并不平等的发展平台,难怪有人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形容为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相互倾辄的繁复乱象!
  企业以赢利为目的,但由于其竞争平台的不对等,其赢利目的首先就打了折扣。为了不使项目亏本,一些不良业主开始打起了以次充好的歪主意,这正是近年来黑作坊屡禁不止,豆腐渣工程到处有暴光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的幕后黑手。
  资源的浪费或许已为多数国人所不齿,而对于环境破坏的后果笔者可以在此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因为物种是不断进化的,进化过程中生物链中的生克平衡是永远打不破的自然规律。当环境遭到破坏时,很多物种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人类对于许多东西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当我们还不能足够认识它们的时候就使得某些物种灭绝,那很可能将导致另一物种的泛滥,诸如某些病菌无法得以根治一样。
  我们感谢袁隆平院士是因为他找到了水稻杂交的母本,其实我们更应该感谢在那个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尚能完好地保存湿地环境的年代。很难想象对于一个连吃饭问题都无法保障的国家,我们还能指望其经济如今日一般,跃升为世界第二吗?
  诚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我们争得了足够的面子,
  幸运的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已在科学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带动下正被有关部门引起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仍将拥有一个美好、和谐、幸福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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